| 奥巴马在北京答记者问时重提其全球经济平衡论，要求中国多输入美国货，不要再只求出口美国。 此前一天，IMF总裁卡恩也在北京提出，如果美国的储蓄率提高，消费降低，谁的消费增加才能带来全球经济的增长。新兴国家可以替代吗？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经济学家王庆认为，“中国消费不足”被夸大了，事实上，2007年，以美元计算的中国消费者对全球可交易商品消费的新增贡献已经超过美国的新增贡献，而中国消费者对于全球可交易商品和服务性消费的新增贡献可能在2018年前超越美国。 美国消费靠不住了 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二在共同会见记者时，发表演讲称：展望未来，我们同意要促进在匹兹堡20国峰会中所提出的那个承诺，要追求更均衡的经济增长的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美国要更多的储蓄，少花费，还要减少我们长期的债务，而中国要在更广泛的政策当中进行一些调整，使它的经济恢复平衡，并且还要促进国内的需求。 奥巴马说，一方面会导致更多的美国的出口和就业机会，而且在中国会带来一个更高的生活水平。另外，像胡主席所说的那样，我们同意要保持开放的市场和自由流通的商业，这在两个国家都会有助于我们共同的繁荣。 奥巴马万里迢迢的东亚之行，一路总是不忘亲自向东亚地区传递“全球经济不能再依靠美国消费来维持增长”的信息。 记者注意到，在东亚之旅的第一站东京，奥巴马总统发表讲话时同样提及“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经济复苏，争取实现平衡与持续的增长”。 这在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李晶看来，去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全球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过度借贷，过度消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则形成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其经济增长对出口需求的依赖度不断提高，而大量出口积累的外汇储备则以极低的利率借给美国，维持其长期借债消费。 这一增长模式已经没有回头路。 据美国商务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环比大降5.7，跌至47.7。欧盟的商品零售额也连续多月持续下降，欧盟国家的居民储蓄率不断上升，消费支出进一步减少。日本家庭消费支出虽同比增加1%，但当月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却同比减少0.4%，连续4个月出现下降。 消费者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仍然非常悲观，这一情绪很可能导致他们在年底消费旺季紧缩开支。 李晶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信贷消费模式、信贷刺激、非理性消费在2007年走到尽头，金融危机后机构和家庭的资产负债去杠杆化，使2007年的消费峰值不可在几年内回归。 新兴国家可以替代吗？ 全世界的需求在减少的话，新兴国家可以替代吗？ 在经历了危机之后，中美两国正努力转变各自经济发展方式。美方将实行经济的“去杠杆化”，即提高国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负债；中方会继续扩大内需，消化过剩的产能，改善经济体内部结构，从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转型。 然而，截至今年6月份，20国集团成员为应对危机而承诺的各类经济刺激计划涉及的资金总规模已经接近12万亿美元。这些措施虽然在很短时间内带动全球经济反弹，但这种反弹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驱动型”，作为经济持续复苏的动力，个人消费并未得到有效恢复，全球经济复苏仍然缺乏“内生性”。“中国贸易的顺差很大，中国政府应该刺激国内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16日晚上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作出上述呼吁。 卡恩说，危机后这种贸易均衡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如果美国的储蓄率提高，消费降低，而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23%-26%，美国消费较少，谁的消费增加才能带来全球经济的增长。新兴国家可以替代吗？我们知道，消费更大，增长也更大，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出口。全球经济的平衡，中国就会减少出口，刺激内需，这实际上很难，过程也会很长。卡恩表示，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好的做法。中国需要由依赖出口转为依赖国内消费。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不需要不出口，而是平衡国内和出口的平衡，就像水是一种自然的平衡，其实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做得到的。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经济学家王庆持相似观点。 王庆认为，“中国消费不足”被夸大。从国际范畴来看，中国的“消费不足”指中国作为消费国对于全球经济的贡献远低于其作为生产国的贡献。具体而言，“ 过度消费”使美国成了一个个人消费总额高达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而“消费不足”则使中国成为一个个人消费总额仅为1.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如果美国消费者不再花钱，则对于其他国家的负面影响将会过于严重，中国消费者无论如何都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来抵消这一影响。 2018年中国消费贡献超美国？ 但王庆认为，在全球背景下中国个人消费的绝对水平却极为强劲。 王庆做出如下假设：下一个10年，美国名义G D P增长为年均4.5%，中国的名义GDP增长为年均11%，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平均升值3.5%；此外，假设两国的个人消费增长分别与其总体GDP增长保持同步，且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消费不足”现象均得到纠正，按照以上假设，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名义个人消费(包括商品和服务)每年将高出美国9.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到2018年，中国对全球可交易商品和服务的新增贡献将超过美国。届时中国的年个人消费总额将达到5.8万亿美元(按2008年美元价格计算)，占美国总消费支出的40%，而2008年，这一比例仅为 16%。 尽管有强劲的增长，但离不开完善的保障制度为前提。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认为，要真正驱动旧模式到新模式的转轨，有三大政策或要素是中国所必须采取的。 第一条是建设安全网，特别是大规模的资金的支持，在中国建立起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失业保险等等。最重要的就是私人的养老保险。第二点，必须对中国农村家庭进行大规模的收入方面的支持。第三点，中国必须拿出一个宏伟的发展蓝图，大张旗鼓地对消费产品的发展、对消费者的服务方面在“十二五计划”中有所体现。 央行副行长朱民赞同罗奇的观点。他列举一组数据表明居民储蓄并不高。中国居民储蓄在过去20年里是19.6%，今天还是19.6%，中国政府的储蓄 20年前是4.7%，今天是8.6%，公司的储蓄从20年前的7.8%涨到今天18.5%。很显然储蓄的增加是公司储蓄为主的增加。 也就是说，一直被提及的靠内需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事实上，居民并不富裕。那么，中国要调整增长模式，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推上了最前端，保障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与日俱增。 |
GMT-5, 2024-5-4 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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